针对关浩津因为领受红牌而被广州队开除的结果，我看了发起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只有三分之一的网友认为“符合广州队严厉治军风格”，倒是有三分之二认为“没必要，处罚过重”。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位此前名不见经传的球员，今次的遭遇有点冤。

     到底冤不冤呢？关键还要看处罚的依据是什么。广州队这次抬出的规则，是当年还被叫做“广州恒大”时就曾名满天下的“三九队规”，即“九必须”、“九不准”和“九开除”。比如2020年初，当时于汉超由于涂改车牌遭遇到广州交警的行政处罚，随即广州恒大宣布将其开除出队，引用的就是“九开除”中的第九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者，开除。”此举当时也曾引发争议，但考虑到过错行为毕竟已达到被行政拘留15天的严重程度，再加上于汉超很快就在上海申花重新就业，因此争议的声音并不算太响亮。

更加公平场胜制给予实力更强的球队更大的优势减少偶然因素对比赛结果的影响

     可是这一次，同情关浩津的人却明显多出了不少。目前看来，广州队对于“九开除”的具体引用，很可能是其中的第八条：“严重违背职业道德者，开除。”可问题在于，在比赛中领受红牌是否就构成了严重违背职业道德？所谓的“九开除”对此并没有列出具体范围或者评判标准，于是规则就变成了一件任由俱乐部及其老板随意拿捏的玩具。

     很多体育媒体人都指出，如果这张红牌并非出现在关浩津这类二线球员身上，而是来自于当年的郑智或者如今的韦世豪，俱乐部还会动用“九开除”这样的大杀器吗？答案很不确定，因为标准不清晰。

     实际上，自从“三九队规”问世的那一刻，就被不少人视为俱乐部的霸王条款。只不过当年的广州恒大开得起高薪，所以球员们哪怕觉得不公平，也会看在高薪份上默默忍受，导致其中的很多危机长期引而不发。然而时过境迁，随着俱乐部由昔日的无脑慷慨转向如今的长久欠薪，规则自身的不公平终于显得格外刺眼。

     对于以关浩津为代表的这批二线球员来说，今年征战亚冠明摆着就是一趟苦差事，非但必定会被实力远强于自己的对手们按在地上反复摩擦，而且还需要担心疫情影响是否会导致自己难以回国。也许，他们一开始就被俱乐部当成了牺牲品。然而更残酷的现实是，即便他们已经付出了这么多，但在俱乐部眼中，这依然只是群可以因为一张红牌就肆意丢弃的工具人。

     此情此景，相信很容易获得来自普通人的共情。打工者有时也会遭遇来自用人单位的PUA，在《员工手册》那些密密麻麻的条款中，同样隐藏着不少类似的“三九队规”。比如有些企业规定“迟到三十分钟就要罚款1000元”，还有些企业会因为“打盹5分钟”就开除工作18年之久的老员工。这样看起来，尽管所涉行业和财富多寡可能存在区别，但在利用规则欺压员工这件事情上，很多老板倒是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

     好在“霸王条款”并非总能横行无忌，以上提到的有些不公，最终还是在法律范畴内得以纠正。在很多劳动争议案件中，法院会认定《员工手册》中那些严重侵犯劳动者利益的规定属于无效条款，进而判决企业需要为其无依据的开除行为承担高昂代价。要是这样的判决多了，“霸王条款”自然就会少了。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类似机制何时能在足球领域发挥作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那些在足球泡沫时代最热衷于宣传高投入的老板们，等到泡沫散去之后，往往又会变成最会算计员工的一批人。

     早在十几年前的上一轮低谷期内，中国足球就很流行“三停”之类的玩法，即俱乐部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把球员打入冷宫。如今伴随着中国足坛的普遍欠薪，“三九队规”等新玩法势必大行其道。此种背景下，就需要足协乃至劳动主管部门分别在其行业领域内明确规则的边界，以避免只有俱乐部单方面掌握所有规则的解释权。

     至于我们这些普通人，之所以会去关心关浩津们的命运，其实也不只是出于对具体人员的同情。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时刻保持对于“三九队规”的警惕。

     方正宇/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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